这已成为当前司法改革的基本共识。

法律变革起源于合法不合理的判决，但是单个合法不合理的判决不能构成对现有法律体系的挑战，只有当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部分法律人才将视角从法律移到社会，此时才想到法律来源于社会，社会变了，法律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但是我赞同波斯纳的观念，霍姆斯所批评的逻辑主要是严格的形式主义（《从霍姆斯的道路通往逻辑形式的法理学》，参见上书，第129-132页。

霍姆斯所生活的时代与中国当前的时代具有相似性，霍姆斯时代的美国法学具有像当前中国法学的特点。布鲁尔对于霍姆斯在《法律的道路》中的逻辑概念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发现他的逻辑概念有五个含义。法学是对某一民族某一时代法律现象的认知，民族性和时代性必然反映在某一个具体法学门派之中。怎么通过现行实在法律体系来解决具体案件的问题就是法学方法论。柯华庆：实效主义法学纲要》，载《实效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

[12] 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5，社会稳定时期，教义法学占主导地位。因此，在现代国家治理中，要综合、平衡、协调运用民主、法治、科学和文化的手段（包括适当发挥宗教对社会稳定的作用），使之产生最佳的治理效果，以最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

不仅要求国家治理依硬法办事，而且要自觉依软法（非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如宪法惯例、法律基本原则、社会公权力组织章程和自律规则、执政党党内法规、国家机关发布的政策性纲要、指南，以及有关公权力主体之间就公共事务签订的协议等）办事，自觉受软法约束。政府以人为本、为民服务不应该只是口号，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比如，互联网安全问题、转基因食品审批许可问题、PX工程建设选址问题、雾霾治理问题，等等，这些都是传统国家治理中不曾遇到或不可能遇到的问题。（三）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体制是国家治理体制的重要环节。

例如，孔子为古代中国设计的国家治理目标是"仁"和"礼"，追求的是确立一种"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2-3]。其六，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尝试重新配置公共权力，试图通过向社会组织、私营部门等开放权力的方式来提高国家管理的弹性与韧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有效运作的政府，要改善和提高其治理能力是不可想象的。自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就一直对推进执政党执政方式的改革进行探索，但到目前尚没有找到一条完全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传统国家治理以"民"为治理客体主要受旧时代统治阶级统治观念的影响，同时也与旧时代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相对简单有关。

如何防治腐败，这是世界性的大难题。笔者曾就建立健全执政党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提出过下面的设想：通过现在五年召开一次的党代表大会，授权同级人大中的中共党员代表，组成"党的代表会议"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并通过法律设定的监督和救济机制为合法权益受到乱改革、滥改革侵害的受害人提供法律救济。当然，这种设想是否可行，尚需要经过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党员代表可对党委和党的工作部门的工作提出质询、询问，被质询、询问的机关必须当场或限期答复。即使当时在一些国家、地区存在一定的物物交换或商品交换，也远远构不成今天的市场经济。

（三）国家治理目标人本化 传统国家治理主要追求统治秩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国家治理中，文化这种手段的见效往往是长期性的，间接的，"润物细无声"和不易为人们所察觉的，它难以满足人们"短平快"的预期。

权利监督主要指公民和公民组织的监督、舆论、媒体监督。我国目前作为国家治理主体的组织和个人包括国家机关、政党（其中执政党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社会团体（如工青妇等）、行业协会（如律协、医协、注协等）、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组织（NGO、NPO）、基层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据马基雅弗利的理论，统治者选择治理手段，只应问是否有效，而不要考虑是否正当。（四）国家治理方式规范化 传统国家治理方式的主要特征是专断、恣意、多变和神秘化。当下我国治理环境总体上是良好的，治理激励机制也基本是完善的。这股潮流被学术界总结为由'统治'向'治理'的转变"[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这几年我们各级政府实施的官员问责制，被问责的官员不少，相应制度起了一定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将之推向极至，转换为"以GDP为中心""以GDP为纲"，为追求GDP不惜牺牲生态环境，不惜牺牲国民的健康、自由和权利。在我国，要创建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就必须大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较大程度地促进了公民知情权的实现，从而大大激发了公民参与治理的热情。在我国目前的国家治理实践中，法治的这一作用虽越来越受重视，但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可见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或基本手段。如申不害主张国君治国应"独视、独听、独断"："独视者则明，独听者则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2-4]。因为现代社会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公权力的配置大不同于传统社会。而实质法治不仅要求国家治理严格守法、依法，而且要求所守所依之法是"良法"。

要变革国家管理经济的"大政府""全能政府"方式，要建立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就必须大刀阔斧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政府的行为不服，尚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在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之前，无论城邦还是公民个人都不能终止邪恶，我们用理论想象出来的制度也不能实现"[6]。其三，法治是改革的保障。

如柏拉图主张"哲学王"之治，他认为，哲学王具有勇敢、大度、聪敏、强记的天赋品质，由哲学王治理的国家是"第一好的国家"。不仅指治现实世界，还指治虚拟世界（互联网）等。

因此，应进一步研究如何健全完善问责制度，使其真正发挥作用。（一）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地位 前面我们在研究现代国家治理的特征中已经指出，现代国家治理不同于传统国家治理，不是靠人治、不是靠权势术，而主要靠民主、法治、科学和文化。孔子主张"德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5-2]。其十，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改革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要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深化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和社会运行体制改革。其四，健全权责统一和责任制。

马基雅弗利则把这种权术之治推向极至，他说，"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并且终于把那些一本信义的人们征服了"。其二，推进司法公开，通过司法公开保障司法公正。

在封建专制社会，国家治理权只能为国王、皇帝和从属于他们的国家官僚机器所垄断，不可能吸收其臣民参与国家管理。这样，一些党委和党的工作部门即使工作做得再不好，有关领导干部即使再腐败，人大和人大常委会也不能罢免或撤换他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就更难对其行为加以制约和监督。